朋友茗是个我很喜欢的丫头，在我这种对女人比对男人要更加苛刻的人眼里，能够谈得上喜欢的女人十分寥寥，茗是一个。她最近在疯狂购书，说是要补上那个空虚的缺。继而就不断地向我提到《悲观主义的花朵》，说是要借给我看一看。在这之前我一直喜欢廖一梅写的剧本，但一听说她也写了小说，却不知道为什么凭空反感起来。可这次是茗丫头推荐，百忙之中也要主动送到我手上，当然是应该不负真情了。

两个早晨加一个傍晚，我就着咖啡读完它。这样手不释卷的阅读在我也是平生难得，此种待遇想来好像只给过《穆斯林的葬礼》。我已经不太容易伤春悲秋、登临远望黯然神伤了，阅读这种动作通常只和我的脑相联系，我一直很好地控制它与心脏的距离。但这一次，我竟然在某些时刻提醒自己，此处该有泪水相佐。并不是因为情节感人至深到能使铁石心肠之人下泪，而是因为读到某句怦然心动，某个面孔、名字，某种声音、味道，某个场景、画面依次过场，举头望见镜中自己，说一句：这种感觉，我也有过。正像宝玉痴傻入神地说一句：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虽然我对茗说这样的作品并非不可复制，但坦白来说，廖一梅有两点仍是我觉得非常敬佩的：她面对感情时候的困顿和面对文字时候的自由。在前者中遭受的阻塞感压迫她一定要有所释放，恰巧后者给了她这样的广阔空间。在文字里游刃有余的表达使得情感中任何精微都得到描摹和定义，正如我们头疼怎样翻译一个日常的表达才更加地道的时候，母语者却可以用最简单的词句轻而易举地做到一样，她也是这样恰到好处地翻译了我们内心那些家常的情感体验。她在书里说：“在这真与假之间我希望能够明晰事物和事物间的关系，寻找思维的路径，发现某种接近真相的东西。写作对我便是这样一个过程。”我想，她说到做到了。

我很久之前就明白，爱情正是因为其不可定义性致使它无高下优劣之分，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歌颂自己的爱情同时贬抑他人的。你甚至无法让自己明白到底是在哪个瞬间陷入爱情，此后天朗气清或者天昏地暗。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谈论爱情的人，无论是经历或者心智都堪称低幼，所以不能见识真刀真枪。但也许正因如此，我始终对爱情怀有饱满的兴致，孜孜不倦地期待着干净的白衬衫和透明的纯净水。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也是一个爱情的终极幻想家。

这世上的事情，虽然只有爱情最适合拿来幻想，但也只有爱情可以让你因为幻想而在猝不及防之间就败得片甲不留。

我想廖一梅也会同意。明明是这样的人，马路也是，徐晨更加不用说，陶然其实一直活在自己编剧的故事中，陈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难逃这一类。他们都是自顾自地自说自话，就像李锐所说：“在廖一梅的笔下，总有一些痴心不改的人们，非要到寸草不生的沙漠里去寻找绿洲，更为可悲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他们自己就是沙漠的一部分，正是他们自己一寸一分地淹没了生命的绿叶。”对于爱情的疯狂与执拗，是他们所有人共同的标记。这一点，让我想到了茗。

5月14日下午，我接到她的电话，邀请我去吃蛋糕，那是我第一次去为一个不出席的人过生日。苏见信，那个眼睛很大轮廓分明的男人，声线高昂，唱到高潮处常要双膝跪倒，在我看来是普通的，可是茗说，这世间再没有别人能及他半分。

蛋糕上的字是：信摇滚，得永生。

深夜的演唱会结束后，我们在灯火璀璨的大街上并肩走了很久，茗跟我讲这个男人的故事，辛勤奋斗，不懈追求，直到如今在舞台上挥斥方遒，成为她心里的一个神。我从茗的脸上看见痴狂、不近情理的迷恋和信服，我无法定义出这是否爱情，但不知为何，我却愿意相信它是。带着百分之五十的幻想，迷失在向日葵金黄色的诱惑当中，只要有一个微小的线索，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句歌词，一个手势，就足以演绎出波澜汹涌的巨制爱情。就像看了一页平淡的个人经历简介，就可以想像出所有他的苦痛和幸福一样——这是依靠幻想而生的人最大的特点。

我喜欢茗，因为她从不听劝，带着孩子一样的执拗，在自己看好的路上闷头走到黑。她也不是不怀疑自己，只是她从不怀疑那个使她感到幸福的人。这使我又想起这段话来：“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所察觉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逢迎，委身屈从，热情奔放，这和一个成年妇女的那种欲火炽烈、不知不觉中贪求无餍的爱情完全不同。”带着一种微妙的期待，我又重温了一下徐静蕾版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到女孩子第一次与男人正面相逢的那个镜头，我仍旧像当初一样不可遏止地被打动了：一个清晨，他回来了。她把书包按在胸口，遮住那一方有点羞耻的补丁，像一只小鹿一样没头没脑地想要赶快逃掉。可他们却在门口相遇并几乎撞了个满怀，她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小脸红彤彤地好像初升的朝霞；他马上高高举了双手，后退一步，用那因为嗜烟而微微沙哑却极其致命的声音说：sorry。

当他们相逢的时候，她是以一个孩童的灵魂与他相对，那么她所期待和欢喜的就只是彩虹，是月亮，是糖果，是阳光的尾巴，是滤净了灰尘的注视，是一个拥抱带来的温度，是无法讲明情理的任性，是他的欢乐做成的一个梦。

明明给那个从未出现过的陈飞过生日的情节，徐晨把他和陶然写过的情书编号连续寄回给陶然的举动，马路要取出图拉的心脏送给明明的寓意，小优爱上那个植入了自己未婚夫心脏的陌路男人的设计。在我看来，都是爱情的幻想主义者们再正常不过的所作所为。他们并不是不问回报，只是爱情对他们来说，是一簿不能亵渎的圣典，为了捍卫它，他们是可以牺牲的。就像女孩每年都给那个健忘的男人送一束生日白玫瑰一样，她是眼见自己的青春凋谢在追随他的一年一年中的，可她却说：“我要你一辈子想到我的时候，心里没有忧愁。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也不愿变成你的一个累赘，我希望你想起我来，总是怀着爱情、怀着感激。在这点上，我愿意在你结交的所有的女人当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爱情是一个人的事，也是两个人的事，可对他们来说，归根结底是一个人的事。就像有句话说的：我爱你，与你何涉。

茗就是这样一个幻想并且坚持幻想的丫头，虽然她穿雪纺蕾丝和纯黑色的高跟鞋，看起来好像无可挑剔的小资女人，其实在她的心灵里面却长久地住着那么一个任性的小朋友，始终不愿意离开。演唱会中间，我举起相机拍下了她的侧脸，专注执着幸福满溢，那一刻我真的被感动了。孩子的爱情，童年的信仰，构成了最强大的心灵工事，可以被漠视或者鄙夷，却终于不能瓦解。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悲观主义的花朵》却是一本乐观的书，它和作者之前的那些作品一样，秉承着对于爱情的坚贞信仰，切入人们灵魂深处，找到那几个可以颤动心弦的按钮，用疯狂和不羁的方式表达出来，让有共同频率的人们找到通感，从中获得慰藉或者力量。不疯魔不成活的爱情并不总如幻想中一样永垂不朽，它往往需要有人殉葬，所以我觉得陈天的死其实却是对陶然最好的保护。合上书本的时候我觉得恍惚，天光明亮，我却生出些微幻觉，好像有五彩斑斓的精灵在我头顶不停地飞翔，它们都带着孩子样的微笑，勇敢而且幸福。

有些人生来就只活在自己的灵魂里，自尊敏感，世界的触角很容易给他们带来幸福，也很容易让他们受伤害。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手机、电脑、水杯、日记本一样，都只属于他们自己，无论欢喜忧伤，都和旁人无关。这样的幻想和执着如深海一样波涛汹涌无法抗拒，将他们一次次地抛起又扔下。也许，他们就在这过程中慢慢长大成人吧；我宁愿相信，他们都还只是孩子，终有一天，可以找到成熟的自己和成熟的爱情。

5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我实习的最后一天。我穿了果绿的T恤衫和暗蓝缀白色蕾丝花边的长裙，还戴了一对亮闪闪的耳环。这样的我看起来不会太像一个小孩，也不会太像一个大人。我希望他们记住这个模样的我。

3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我实习的第一天。我穿着新买的纯白色长外套，表情严肃地坐在有巨大落地玻璃窗的大厅里看太阳升起来。小保安问我，请问你找谁。

我的记忆在这一头一尾之间来来回回地晃。在它们之间，北京已经从料峭春寒走到了花团锦簇，我的刘海已经长到要盖住眼睛，办公室里的暖风已经换成冷气，我每天等车的地方，原先光秃秃的枝桠如今已经树影婆娑袅娜动人。然而，我为什么觉得仿佛就在昨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第一次踏进1602的大办公室，第一次打包和邮寄书，第一次跟收发室的大叔打招呼，第一次看见复印室浓眉大眼的男孩子，第一次在食堂吃午饭，第一次校对密密麻麻的书稿。我从没想过要纪念，但是终于就到了要告别的时候。

我大概并不是一个太合格的实习生，不太主动积极，容易紧张，反应比较慢，专业素养也不高，所以我能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取取报纸和信件、摆摆样书、整理整理书柜、复印和递送一下文件、帮忙做做简单的校对工作，如此而已。这样的工作不足以让大家记住我，也不足以让我爱上这里。但是两个月过去，当我像个熟练工一样把书捆好包好拿去邮寄，当我轻车熟路地跑校对科、复印室、版权处、服务部、收发室，当我清楚地记得哪只柜子里放什么书，我才发现这些时日我是如此欢喜。

欢喜是一件简单却不易的事情，使我欢喜的常常是微小的短暂的、可回想起来总是会感动的那些部分。

狄老师给自己的电脑设了定时休眠，于是每到他的电脑休眠，他就溜达到我旁边，伸着懒腰说，别老干活，休息休息。我没有做过查重的工作，他就亲自来示范给我看，怎样用查找替换来做得更方便。

田老师的座位和我最近，自我去了之后，她的所有工具书就都变成我们的共用财产。她记得我的很多小事，也记得留一块蛋黄派、留几瓶酸梅汤给我。

李老师是跟我一样敏感的双子，总是担心说什么做什么会伤害别人。有一次说到新疆的不好，她就马上轻轻拍我的手背说，不是说你的，别往心里去。

施老师在每一次我帮她的小忙之后都很感激地说谢谢，说多亏了你。她夸我的衣服和耳环，夸我照相的样子，夸我的年轻和快乐。

王老师一直都很严肃，连催我去吃午饭的腔调都很有震慑力。我向他请假的时候担心他会不高兴，但他从没有过。我要走的时候他感冒了，但却还是在洽谈间里为我开了冷气。

常老师说东北话，夸我把书柜收拾得很整齐，话很少但有趣。我们一起去森林公园的时候他吵吵着要喂鱼，但买了的鱼食却全给了我。

赵老师每天都第一个来上班，但却对我说你不必这么早来，年轻人应该多睡一会儿。他是办公室里最小资的一个，他请我喝他煮的咖啡，味道真的很不一样。

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仍旧是一个孩子，就好像施老师总是那样温柔地叫我：小姑娘哟。所以他们就都用关照一个小朋友那样的方式来爱护我，夸我的新衣服很漂亮，不计较我做事的天真和幼稚。我每天像个上班族一样挤在一群人中间等电梯，但却始终都可以得到小孩子的待遇：我所欢喜的，大概就是这些吧。

要走的那天我一直都在告别，虽然大家都说不用搞得这么伤感，但我还是习惯于完整地结束我的实习生活。

1层收发室的两位大叔每天都看着我在高过我的报箱下跳来跳去，帮我查邮寄目的地的邮编，天凉的时候嘱咐我多穿衣服，在我取了报纸出门时高声说：回见呐！回见，就是明天回来就又见面的意思。但我最后一次取了报纸出门的时候，他们说：再见啊。再见，就是告别的意思吧。

18层的李老师是个有学问也有意思的人。我第一次听他谈话的时候，整顿午餐他都在说《四库全书》、《康熙字典》之类的东西。第二次便不说了，我们吃他就讲笑话，结果自己剩了一大盆面条。他不给我名片和电话，却喜欢送我他写的书和文章，还在扉页写赠言的时候称呼我XX君。

20层的吴老师是一个同时有四川和新疆两种口音的人，所以在我们还不认识时听他说话觉得很亲切，我们熟悉了之后反而觉得有点陌生。他读过很多书，虽然讲话没有我伶俐，写故事却相当了得。我一直在致力于将他改造成一个全心全意的新疆人，但看见他一直坚持用的那个网名，我就知道我肯定是失败了。

我专门跑到每一个人面前，跟他们合影，跟他们说一句再见——就像我第一天来这里的时候，跟他们每个人微笑，说你好。

这个70日过去了，我很怀念它。